如何理解当今社会理性与非理性情绪并存的现象

　　小编觉得这是我读研期间最喜欢的一本书，本书使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很多问题有了更多新的认识，特来分享给大家，欢迎批评指正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的著作，上册主要与历史学有关，下册以心理学研究为主，参考了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分析在历史长河中，暴力现象呈现减少趋势的表现及原因，以史为鉴，使人们珍爱和平并更努力地减少暴力。

　　当今社会，厚古薄今的现象屡见不鲜，暴力事件时常见诸报端，并且由于缺乏与历史上伤亡人数的宏观对比，给人一种现在是史上最为暴力年代的错觉。即使过去确实有优于现代社会之处，比如德州农工大学勃朗特依照史前人类的食谱进食并锻炼后，得出在生理、心理上的感觉好过从前的结论，但至少有一点是昔不如今的，那就是曾经有许多极为残忍的暴力现象横行于世间，人们逆来顺受，甚至对该行为表示认可。

　　人类社会经过长期发展，人类对于暴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异教徒、少数族群、妇女、儿童、同性恋等群体的暴力乃至酷刑都大幅度减少，战争的频率以及规模呈现减少趋势。对于日本右翼政客篡改教科书以掩盖暴行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反映了他们也认同暴力特别是酷刑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才需要掩盖侵华暴行。但在历史上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暴行毫不掩饰甚至大肆宣传，这也反映出人类对于暴力的态度已发生巨大变化，以至于我们现在难以理解这些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

　　第二，霍布斯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暴力的动机，埃利亚斯和康德的理论有利于分析暴力现象减少的条件。

　　霍布斯认为暴力的动机主要与求得利益、安全和荣誉有关。求利益与掠夺性攻击有关，指为了获得土地、牲畜、女子等资源而产生的暴力。求安全与先发制人的攻击有关，资源的不平衡性造成竞争，而竞争造成恐惧，双方都担心对方会伤害自己，这一悖论被称为“安全困境”，因此要先发制人以保护自身。求荣誉与报复性攻击有关，因为对方的言谈举止侵犯了个人、集体、民族或者国家的尊严而争斗，意识形态也能够理解为尊严的一部分，因为共同的信仰而凝聚为一个集体，不同集体为守卫各自的信仰而战，比如基督教与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享受伤害他人的施虐心理也可能会产生暴力，但许多暴力得到许可的原因并非如此，而是施暴者认为这是在为对方着想。早期的基督徒颂扬酷刑，认为这是对罪孽的公正处罚，而圣徒们欢迎自己遭受的折磨，因为此生受难将换得来世的幸福，故将与宗教有关的酷刑神圣化。同时，基督徒们认为对不信仰基督者施加酷刑，能帮他们醒悟真理，这其实是在为他们着想的公益举措。这使我想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曾经有所谓“宗教侵略”的举措，毋庸置疑的是，一些传教士的确将宗教作为列强对华进行政治、经济侵略服务的工具，但同时也有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人“没有希望、没有上帝，自愿成为罪恶和撤旦的奴隶”，传教是在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甚至认为用武力打开其国门的行为是合理的，这都是为了传教以拯救未开化的国人所为。为此，这些传教士还在中国建立医院、学校，创办报刊，帮助翻译书籍。这种以为对方着想为依据而出现的暴力不绝于书，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对儿童的暴力合情合理，因为这是在为孩子着想，是关爱儿童的表现，时至今日，这在我国仍然是种普遍现象。

　　关于暴力下降的原因，作者的解释主要与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理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有关。

　　埃利亚斯提出“文明的进程”理论，指出暴力下降与大众的心理变化有关，主要体现为复仇的荣誉文化让位于律己的尊严文化。典型例证是美国的北方、南方与西部的凶杀率的差距，北方凶杀率低于南方和西部，主要因为前者继承了法律与商业推动下的欧洲现代文明，而后者仍保留了荣誉文化。当合法的选择越着迷，人们也就越不愿意犯罪，而国家权力的确立、文明商业的发展有利于降低人们的犯罪动机。

　　国家的成文法规与人们心中的道德论证相互作用，一同推动了人道主义革命的实现。但是，这仅仅依靠理性意识的增强还不够，还需要与之相关的制度和法律保障，这有利于在大家的头脑中形成法律意识，意识到使用暴力是要付出代价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国家机器垄断暴力的使用，特别是制定法律以威慑双方，使暴力现象大幅度减少，但同时也也许会出现对国民实行绝对控制的问题，因此法律也要达到限制政府权力的作用。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与时俱进，不仅有利于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更有助于降低某一集团对民众施加暴力行为的可能性。

　　国家权力的确立、巩固与商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一同推动暴力行为的减少。国家法律保障商业的进程，商业的存在使你死我活的战争现象减少，因为人如果不复存在，商业也就无法运作。这将使双方一得一失的零和博弈现象慢慢地减少，交换互利的正和博弈机会慢慢的变多，有利于降低人们的犯罪动机，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

　　第一个条件是民主政体。因为战争的收益多归于国家领袖，而损失则多由国民承担。由于民主政体的主权在民原则，需要仔细考虑人民的利益，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国家领袖为了个人的私欲而发起战争。当民主国家与别国交流时，会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但作者强调，这并不等同于必须要让每个国家迅速建立民主制度。民主政体不是纯粹的外生变量，是否施行民主及其模式与各国国情有关，民主首先体现在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中。

　　第二个条件是国际化的利维坦，由于战争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因此就需要更为客观的第三方进行仲裁。自由是相对的，人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的正当利益，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每个国家，只有在第三方的仲裁下，更多国家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共同的国际公法。随时代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减少，慢慢的变多的国家维护和平，使国际间维护和平的力量增强。当一国发起战争以后，国际组织会做出一定的反应，如联合国会派驻维和部队、实行经济制裁等手段，以敦促交战方停战。

　　世界公民是实现和平的第三个条件。当经济发展的收益大于战争时，许多国家会放弃战争，投身于发展本国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贸易，国与国之间互通有无，相互交换原料、商品、技术、人才等资源，而这需要和平环境为前提条件。

　　并非是2000年才慢慢的出现的新现象，历史上的一些暗杀行为也可以视作活动。比如古罗马人征服犹太人后，犹太抵抗战士暗杀小组刺杀罗马的官员及与罗马合作的犹太人，想借此迫使罗马人撤出。者利用人们对运动的不可测性和畏惧心理，以制造伤害上的小投入换取了巨大的心理优势。很多活动实行暗杀、等方式，这些活动的成本远低于常规战争，但造成的恐慌并不小。

　　宗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团体的承诺，其内容不仅包括能升入天堂，还融入了圣战、梦想等内容，将神圣价值赋予这一事业，因此的激进武装分子会发誓要为过往伤害过的行为报仇。神圣感与荣誉感等因素强化了这些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为他们还能获得同伴的尊重与赞赏，甚至有可能赢得一些人的同情和纪念。最近引起慢慢的变多关注的IS极端恐怖组织也适用于以上分析。值得欣慰的是，由于基地组织的目标是建立泛哈里发，这是更为政教合一的政权，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他们，甚至基地组织的大佬们也开始抨击这场运动，由此看来，虽然当下的活动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因为其目的是建立更为专制独裁的政权，故应该会走向毁灭。

　　一方面，媒体多集中于负面新闻的报道，也许与人的猎奇心理有关，或许是自发的社会责任所致，长此以往，“今不如昔”的印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推动了“反文化”潮流的形成。典型案例是书中提到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明倒退，与我国的一些“90后”甚至“00后”的丑恶现象有相类似的地方，许多人也把他们称为“垮掉的一代”。究其原因，这与经济发展无关，而主要与受到“反文化”潮流的影响有关。先要强调的是，新闻媒体报道或多或少地存在报忧不报喜、夸大其词的现象，不少“90后”的青少年品行良好。但一些“90后”甚至“00后”的道德败坏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根本原因与书中分析的内容相似。

　　首先，他们都以为自己强于上一代人，因为“90后”是伴随电视成长的第一代人，同时还深受智能手机、电脑等新科技的影响，这些新科技传播的信息形成了许多“90后”的共同认知，而“90后”与父母、权威的联系相对减弱。在新科技、新媒体的影响下，“90后”比长辈接触到更快捷、更广泛的信息，许多人觉得自己比长辈更为见多识广而无视他们的意见。其次，媒体揭露了许多社会上的道德污点，这使得公共机构的可信度受到质疑，以至于一些谣言在社交平台上广为传播。因此，在很多“90后”的眼中，互联网上的信息比长辈及公共机构的意见更具有可信度。在这种社会条件的影响下，许多“90后”反对自我控制，故随心所欲和反抗压抑成为他们的标准行为，特别是受到电视剧、互联网的影响，抽烟酗酒、打架斗殴被许多人视为时髦、男子气概的象征，所以，抽烟酗酒、打架斗殴甚至由此引起的凶杀案时有发生。因此，广电总局限制抽烟镜头的播出及勒令一些网剧下架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一方面，许多新闻语言生动、贴近生活，更容易使人接受，从而提高了对他人福祉的评价，拓宽人的移情能力。

　　人们的内心存在“道德标尺的偏差”，既有展示自我积极面的动力，也在裁判自己与对方行为的标准之间存在差距，更倾向于觉得自身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而对方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但只要我们认识到自身这种宿命的怪癖，就有可能改变这种现象。

　　媒体报道可以帮助我们努力缩小“道德标尺的偏差”，阅读他人的文字能够让我们养成带入别人观点的习惯，从而感受到别人的喜怒哀乐。因为媒体的报道涉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悲欢离合。虽然媒体报道有无中生有、夸大其词的可能，或许使人们误将个别现象理解为普遍现象，以偏概全，但大家在阅读新闻后，能变换角度甚至推己及人地思考问题，一些实事求是的新闻而引起的舆论对某一问题的热议，也使政府对此更为关注并寻求解决措施，促进社会更为公平正义。比如对城管的认识，一些报道反映了部分城管存在暴力执法、滥用权力的现象，而小贩多处于社会底层，谋生艰难，于是激起了人们对小贩的同情及对城管的不满情绪。但之后的一些报道涉及此类问题时，也提到了小贩占道经营会影响交通乃至市容市貌，因此城管的存在是必要的。由此，可以增强人们对城管工作的理解，同时推动城管调整工作态度与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看，书籍对人的影响与媒体相似。一方面，它们都存在夸大其词的可能，使人在分析问题时以偏概全，但另一方面，阅读新闻、书籍使人们关注不同身份的人，从而对别人感到同情，甚至能站在他人的观点或立场上看问题。阅读拓宽了人的移情圈子，而暴力现象的下降恰恰与人的移情能力有关。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不仅有传播信息的作用，同时也提供了表达个人意见的舞台，网络舆情的生态环境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愤怒的情绪会妨碍我们听取不同观点，因此一些网民看到与自己不同的言论会恶语相加，可能会给提出不同言论的对象加以各种罪名，甚至对其实行暴力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许多人认为网络越来越成为人们发泄情绪甚至党同伐异的工具，网络舆论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但这种现象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就广为存在，社会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由于人按照习俗、相貌、归属和信仰等将其他人分类，这种“团体归属”的做法本身并非坏事。但当人们处于某种压力、混乱或情绪化的状态时，可能会以偏概全，将个别人的特质等同于他们所归属的某个团体的全貌，或者会认为某人具备其所属团体的所有特点。

　　人还有将对人群的分类道德化的倾向，当我们因为他人的某些言行举止而愤怒时，很有可能将某人或某一群体非人性化、神化或妖魔化，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非人性化”指不再将其视为人，比如在早期西方殖民者眼中，只有他们才是文明的人类，而原住民则不属于人，因此对他们的暴行不是一件大事。当人们在“神化”或“妖魔化”某人或某团体时，会将其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比如，对于的评价来说，神化的人认为毛主席全知全能、不可能犯错，所有指出他的问题的言辞都是错误的；而妖魔化毛主席的人则与之相反。比如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指出“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写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神化或妖魔化的人都可能认为这段话是虚构的，但他们的解释并不相同。神化的一方认为毛主席不会犯错自然也就不存在道歉的问题；反之，妖魔化的一方认为不可能承认错误。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在中世纪的基督教徒看来，对异教徒的酷刑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选择异端邪说，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同样，一些网民在看到与自己观点不合的言论后，会将对方归入某类群体，甚至对其非人性化乃至妖魔化，故会出现对他人恶语相加甚至人身威胁的现象。

　　由于人有团体归属感，担心如果与团体有异议会受到排斥甚至打击报复，因此人们经常会从其他人那里寻找应该如何表达以及行动的信号。如果某人误认为大多数人赞同某个决定，在公开场合，此人通常会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表示赞同该观点；在比较私密的场合，此人会实话实说。虽然在网络上的言论仍然可能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使传播更广的观点更有可能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但因为网络评论大多具有匿名化等特点，使人们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言论可能更为真实可信。因此，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人们提供表达真实意见的平台，而不同观点在网络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有利于增加换位思考的机会，从而增强人的移情能力，促进社会的进步。

　　第一，从整体上看，跟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条件发生明显的变化，人类的理性思维逐步的提升，使其重新评估原有的礼仪、观念和禁忌，这导致暴力现象不断减少，使现在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和平的时期。

　　第二，互联网在传递信息及舆论方面的作用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固然有夸大其词、以偏概全的局限性，但同时也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平台，有利于拓宽人的移情能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尽管现代社会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坚信人类历史将会在曲折发展中慢慢的提升，广泛的阅读与交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尊重与理解他人，在不断开放的时代，未来将会更加光明，这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与奋斗。